1965年5月初，北京，中南海办公室里，工作人员向周恩来报告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情突然恶化，恐怕已经到了危急关头，还要不要去上海看望他？ 周恩来听完，沉默了片刻。这个问题并不简单。因为就在不久前，他刚代表党中央到上海探望过刘亚楼，还亲口说过，过些日子再来看他。 可是这一次，周恩来却低声说：“我不会再去看他了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” 这句话听起来冷峻，背后的原因却恰恰相反。周恩来太了解刘亚楼的性格，也知道这位老部下即使病到不能下床，只要听说自己来了，仍会想方设法出来迎接。 刘亚楼不是一个安静养病的人。 1964年8月，他准备陪同李先念出访罗马尼亚。临行前后，身体已经出现腹胀、腹泻等症状，服药也没有明显效果。出访归来，情况不但没有缓解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 家人再三催促，他才去医院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医生发现他的肝脏病变十分严重，需要立即住院治疗。刘亚楼却没有把事情看得多重，仍说自己问题不大，工作不能耽误。 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情况后，多次催促他接受系统治疗。刘亚楼这才前往上海，但到了医院，并不意味着真正停下来了。 治疗期间，他还参加会议，甚至前往广州处理工作。病床旁边，经常有人来汇报空军事务。他召集干部座谈，讨论空军条令和建设问题，仿佛只要还能说话、还能思考，就不算离开工作岗位。 医生对此非常担忧，只好把情况报告中央。毛泽东、周恩来随即作出指示，要求刘亚楼彻底休息，不得继续操劳。治疗方面也尽量使用最好的药物，国内没有的，设法从国外购置。 有意思的是，刘亚楼并非不知道病情严重，只是他习惯了把个人安危放在后面。长征时期条件艰苦，身边人常说“有病也得坚持”，这种经历塑造了他的作风，却也让他很难接受完全停下。 刘亚楼是人民空军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者。1949年10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他已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。空军起步艰难，部队建设、飞行训练、干部培养和作战指挥，几乎样样都要从头摸索。 对他而言，工作不是普通事务，而是多年战争和建设经验延续下来的责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中央越是要求他休息，他越容易把“再处理一件事”当成理所当然。 周恩安抵达上海后，毛泽东仍不放心，要求他代表党中央亲自去医院看望。那次探望，成为两位老战友最后一次面对面相见。 得知周恩来要来，刘亚楼特意换了衣服，洗漱整理，还坚持走到医院大厅等候。医生劝他回病房，他不肯，只说总理来了，自己不能躺在那里等。 周恩来到达大厅，一眼看见站立的刘亚楼，快步走上前握住他的手：“亚楼，你怎么能下楼来？” 刘亚楼笑着回答：“总理来看我，我当然要迎接。” 周恩来没有让他继续说，拉着他回到病房，反复叮嘱必须休息，不能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。刘亚楼嘴上答应得很痛快，还说长征时医疗条件那么差，许多人有病也挺过来了，自己很快就会好起来。 这番话，既是安慰总理，也像是在安慰自己。 周恩来没有久留，担心谈话时间过长影响治疗。可临走时，刘亚楼又要起身相送。周围人劝阻，他不听；周恩来劝他留下，他仍然坚持。对刘亚楼来说，送别总理不是礼节，而是军人的习惯。 周恩来只得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再次叮嘱：“好好休息，不要工作了。”随后，他告诉刘亚楼，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来看望。 谁也没有想到，短短半个多月，病情便急转直下。秘书提起这件事时，周恩来显然也想到了那次医院大厅里的场景。他知道，只要自己再次出现，刘亚楼一定还会挣扎着迎接，甚至送到楼下。 于是，他对工作人员解释，刘亚楼病得太重，若再去看望，反而会让他情绪激动。即使身体已经无法行动，他也会硬撑着起来。周恩来不愿让这位老战友再承受这样的折腾，只希望他安静休息。 说到这里，周恩来一度哽咽。 1965年5月7日，刘亚楼因肝癌在上海逝世，享年55岁。周恩来终究没有再见到他最后一面。 特别